消逝的村庄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十年某运动刚刚结束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开始，农村一片欣欣向荣，农民们坚信只要用心伺候好这片土地，就可以通往点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大同社会。

如今，那个电灯电话的大同社会早已实现，但是这片土地上却没有什么人了。对当时的农民来说，生孩子是终极的目的，因为有了孩子才有了公分口粮，才有了人丁兴旺，所以每家都铆足了劲生孩子，一般生四五个打底，天赋高的可以生到六七个。

当时的生产队没有电视、电脑和手机，社员们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生孩子，虽然有寄生政策威慑，但是官家显然低估了农民的格局。为了孩子他们可以上刀山下火海，哪怕躲到土拨鼠洞都可以生。所以靠锯树牵牛这种物质惩罚，显然无法震慑他们。

农民们深知，万一真的被抓了首先要保住媳妇，就像我们村放羊的二大爷说，只要有母羊，还怕没有羊羔。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们的校长经常教育我们，国家不让你生孩子是为你好，你叮了当啷生六七个，摆明是给国家找麻烦。吃穿住行，工作读书，哪个不是国家掏钱，这是当时的真理。

他用“叮了当啷”这个拟声词来形容生孩子，就特别生动。像现在那首歌，恐龙扛狼。把女人生孩子形容的像叮了当啷甩出去一个钢筋锅，干脆明亮又充满了生命力。

当时人们都认为，农村妇女生孩子就像上厕所一样简单，不过仅仅是一块肉，努努力“裤衩一声”就出来了。所以到上世纪70年代，多数农村妇女还是在自家炕上完成生产，对熟手来说，她们可以做到自己生，自己洗，自己剪脐带。如果有幸生个男孩，那么体力好的，当天就可以自己抱着去村里转一圈！

因为孩子多，曾经的农村非常热闹，每所村小学都有上百个学生，那时候对做老师也没什么要求，能读完初中会写字就可以给村干部提二斤鸡蛋，然后申请当老师。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的文人，虽然他只上过初中，但是痴迷于文学创作，他自学了狄更斯、巴尔扎克和金庸，以及还珠楼主的全部小说，梦想是自己的小说可以发表。很多年之后我再见老师的时候，他已经改行养鸡了，可能因为鸡场的嘈杂吵闹，他的言谈举止已经没有了曾经的文人气。

村庄有越来越多的房子被废弃，每一个断壁残垣背后都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。那些曾经红红火火的院子，如今蛛丝结满了雕梁，衰草枯肠，曾为歌舞场。

很多年前孩子们奔跑追逐在这片土地，现在村庄安静的像静寂岭，荒草和灌木在曾经的街道疯长，阳关恍如昔年，但是一切早已改变。

面对消失的农耕文明，可以铭记不要悲伤，在逝去的农耕母体上，总会有新的生命出现。就像亘古的华北平原田野里那些常桑的树，它们衰老的躯干上会抽出新的枝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