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

类比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论证方式，但是它也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，类比通过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似性，把一个对象的特征，迁移到另外一个对象身上。比如：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人们用蜡烛和春蚕来类比老师，形容老师无私奉献传道受业的精神，但是类比一旦不当使用，就会混淆概念，混淆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，所以我们必须对类比有清晰的认知，才能避免类比的思维方式从文学的修辞领域外延，导致这种危险的思维方式的泛滥。

人类的推理主要有三种方法：归纳法、演绎法和类比法。归纳是从特殊到普遍，比如猫会死、狗会死、人会死，所以生物都会死，而演绎法则是从普遍到特殊，比如所有的生物都会死，苏格拉底是生物，所以苏格拉底会死。

而类比则是从特殊到特殊，比如CPU对于机器，正像大脑对于人体，但是在这三种推理方法中，只有演绎法可以推导出普遍、必然的知识，比如所有的三角形内角和都是180度，等腰三角形是三角形，所以等腰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。这个演绎的结论是必然的、普遍的，就算是山无棱、天地合宇宙毁灭，它依然还是180度。

而归纳法就不能推导出必然的知识，比如就算欧洲人见过无数的白天鹅，但是他们也不能推导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结论，因为你无法预计下一个天鹅到底是白的还是黑的，就算是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，你也不能确保它永远从东边升起。

这里有一个核心的原因，归纳法无法跨越“现象世界”的连续性，所以它无法带来必然的知识，同样类比法的结论也不是普遍的，类比只是提供了一种相似性的参考，但推导不出必然的知识，春蚕吐丝是一种本能，蜡烛燃烧是一种化学现象，而老师的传道授业是一种工作，在这三个类别中，三个事物都向外输出了某种东西，这三者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共性，所以这种类别的本质是一种原始的巫术思维，它具有典型的“交感”特征，是一种对现象世界的原始的模拟。

因为类比的严重不严谨，所以类比一般用于文学和修辞，但是它并不能作为论证的过程，用类比去做论证，是非常不严谨的一种行为，它会导致各种概念的混淆。

比如在政治哲学领域，人们会经常把国类比为家或者是公司，这表面看没有什么问题，它们都是某种组织，都是由人构成，但其实，这种类比也会导致不同事物本质性的观念被遮蔽，进而逻辑一塌糊涂。

家和公司之所以不能和国类比，在于它们建立在不同的产权基础上，家和公司的产权是私有的，而国则是公共产物，在家和公司这种私有产权的地方，它适用于自由，而国则是公共产品，它适用公共伦理和公共价值，国家，家国，这些词之所以经常连在一起说，它根本的原因是在君主制社会，“家天下”观念的遗留，在君主制社会，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国就是君主的家，是典型的私有制。

而现代文明下的共和制度的国，则是和君主制的国对立的，在共和制的国的概念里，国没有任何的私人属性，共和制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次创新，它把国从私有物质变成了公共产品，把权利从神赋变成了契约，把意志从君主意志变成了“普遍意志”，现在就算是欧洲君主制的国，它们其实都是挂着君主制的名，行者共和制的实。

所以，类比是一种误差极大的推理方法，它只能表达一种情绪，一种模糊的近似，但是它根本无法保证精准。一个类比的使用是否恰当，取决于两个类比物相似性的数量，它们有没有普遍的规律和共性，所以论证的过程尽量不要用类比，如果必须要用，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事物之间的共同性、关联性、主体性、普遍性，否则很容易混淆概念。

人类之所以喜欢类比，因为类比法极具煽动性，它会把我们不熟悉的领域转换为我们熟悉的领域，把陌生的场景转化为已知的场景，让读者产生豁然开朗的错觉，这种豁然开朗会带来强烈的认同感，它在博取观众信任程度的方面，要远远超越一般的修辞方法，但是你必须明白，类比只能煽情，但绝不精准，所以它并不适合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学术辩论，因为类比法千疮百孔，不堪一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