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人都有一堂逃不了的课,却不知从何谈起。不管是帝王将相,还是贩夫走卒,不管是鲜衣怒马的一生,还是潦倒窘迫的宿命,都必将面临永恒的诀别。
生命终将走向何方,这不仅是宗教的终极话题,哲学的终极话题,更是每个人需要穷其一生去生、去活、去参透的意义。
古埃及从尼罗河的泛滥干涸,荣枯无常中悟出生命的虚幻,认为人的生命像尼罗河畔一株植物,终有归途。千年流淌的尼罗河,在丰水季焕发出澎湃的激情,而在枯水季则进入凋亡的侘寂。
古埃及对死亡没有任何忌讳,所有的建筑、艺术、文化都指向了死亡,孕育出辉煌的冥世界文化。他们认为,活着只是短暂的过渡,而冥界才是真正的归途,所有的活都是为了最后的告别,做冗长的铺垫。
黑格尔评价埃及的生死观说,看不到的死亡,却比看得到的活着更为完满,他们的死从生获得了意义。
江户时代的霓虹孕育了武士道,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少见的异质文明。他们强调为了集体可以毫不犹豫牺牲自我,通过每天数百遍的死亡演习,把自己催眠成一个抛弃生物本能的工具。他们认为人只是集体的一份子,面对荣誉和责任,生命本身毫无意义,所以要毫不留情,毫无犹豫。
在武士道哲学中,生命不再是唯一,人也不在是目的,都是实现责任的一种手段。无法实现责任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。
在二战后期的阿图岛战役中,霓虹人把自己绑在一起集体玉碎,这种举动把U.S.A.吓的面如土色,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价值天堑。而东方则隐秘地回避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思考,把它幻化成一种充满虚无的禁忌。这个终极的虚无深藏于每个人的心底,许多人一生也不敢触碰。因为,在最终的告别来临之际,没有人知道他的真相。
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,于是,东方文化把所有的思绪用来观照现实,努力追求生的荣光,而不关注死的终局。儒家让自己背负太多的责任,修齐治平、礼义廉耻、基因永续,在无数的责任中,个体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幻化成对后代、家庭、宗族的阶梯,铸就了一条恢弘的DNA的长城。而在最终的告别来临之际,发现短短的一生,却从未观照自己。
而西方的生死观,更多是宗教的延续,最终的告别对他们而言是永恒的,审判是最后的裁决,是再次回归造物主身边,不管天国或地狱都是永恒,最终要依偎于衪永恒的臂弯。
惧怕死亡是生物的天性,东西方毫无区别,而西方则会更加理想务实,他们会签署生前遗嘱,对自己的终局做出最终的安排。他们可以从自己的意志出发,选择终局的形式,是最大限度维持生命的持续,还是选择“自然死亡”,生不能由我,死一定由我。坦然安排自己的终局,提现了个体的意志至上,这种理想的坦然,让家属和医生都能找到一个道德锚点。从而不必在道德的责任和金钱的冲突,以及医生的天职中陷入无尽的挣扎。
西方人认为,人不能被医生的技术意志绑架,也不能被家庭成员的道德意志绑架。生命只属于他自己,要尊重临终人的个人意志。一个把生命完全掌控的人,既要享受高质量的生命,也要得到有尊严的死亡。最高的人性关怀是尊重主体人的意志,坦然接收自然法则的安排。
告别是自己的事,不管是神圣的、深情的、戏谑的、嘲讽的,都是自己对生命的最后态度。这种理性的坦荡,照亮了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把毒芹酒一饮而尽的那一刻,“我去死!你们活着!”“究竟谁过得幸福,只有神知道!”
世界有千万种价值,唯有生命的价值最值得深思,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缺失。每当听到有孩子因为考试成绩太差,被批评而转头走向天台的时候,我们都会如梗在喉。
不理解死亡的意义,就不能理解活着的弥足珍贵,不理解生命的完整性,就无法体验亲人逝世的悲悯。
塞涅卡说,全力过好偶然的生,才能坦然面对必然的死。每一种对死的审视,都是关于生的教育。因为生赋予了死一个绝对的意义。唯有洞察了生的意义,才能赋予终局一种超越现实的神圣性,才能让每一个必然的最终的告别写满了生命的温暖与动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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